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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教育“早”讯(20170717)

2017-7-17 11:10:52

 
 
今日重点关注:
?证监会:将制定会计准则规范指引
?券商资管首例夫妻档“老鼠仓”案告破—请资管、投行条线关注
?深交所从严审核固收产品定期报告
目 录
监管动态
1.证监会:将制定会计准则规范指引(证券时报)
2.深交所从严审核固收产品定期报告(证券时报)
行业动态
1.A类券商增至40% 国君招商中信建投7年稳居AA级(证券时报)
2.船小好掉头去年9券商净利逆市增长(证券时报)
案例警示
1.证监会通报8宗案件行政处罚结果(证券时报)
2.券商资管首例夫妻档“老鼠仓”案告破(中国证券报)
财经新闻
1.习近平: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证券时报)
 
 
监管动态
1.证监会:将制定会计准则规范指引(证券时报)
昨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公布了2016年度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
报告显示,总体而言,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内控规范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但仍有部分公司存在会计确认与计量不正确、财务及内控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问题。下一步,证监会将针对会计准则具体规范不明确、实务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加强调研,推动准则制定部门制定指引。
截至2017年4月30日,沪深两市2016年已上市的3050家公司(其中A股3032家),除*ST烯碳未按期披露年报外,其余3049家公司均按时披露了2016年年度财务报告。
为掌握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内部控制和财务信息披露规范的情况,证监会会计部抽查审阅了612家上市公司2016年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2016年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
高莉介绍,年报分析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在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内部控制规范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资产分类不正确,资产减值计提不充分,资产计量方法运用不恰当;收入确认与计量不符合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的规定;递延所得税、非经常性损益、政府补助相关的规定执行不到位;资产减值、持续经营、分部报告、会计政策等信息披露不充分,少数公司财务报告还存在文字表述、附注列示、数据计算、数字勾稽、内容关联方面的简单错误;内控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未严格遵守相关要求,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不充分,内控信息与年报其他信息披露之间存在不一致等。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高度重视会计监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不断改进对会计准则等规则的理解和应用水平,及时发现并改正财务报告编制中存在的错误,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高莉指出,针对年报审阅中发现的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内部控制规范以及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中存在的问题,证监会将继续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发布年报会计监管报告,向市场传递关于执行会计准则、内部控制规范和财务信息披露规则等方面的监管标准,引导上市公司切实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二是整理汇总年报审阅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与交易所、有关证监局等一线监管部门配合进一步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认定上市公司存在违反会计准则和内控规范要求的,按照有关监管安排进行处理。
三是针对会计准则具体规范不明确、实务中存在争议的问题,加强调研,推动准则制定部门制定指引。对于准则有原则性规定但执行中有争议的问题,尽快形成监管口径,以监管问答等形式对外发布,指导市场实践,同时收集整理案例,以案例指导的形式,提升上市公司理解和运用准则的能力,促进会计专业判断意识与能力的提升。
2.深交所从严审核固收产品定期报告(证券时报)
近日,深交所完成了2016年度公司债券及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下简称“固定收益产品”)定期报告的监管和事后审核工作。报告体现出信息披露及时性大幅提升,信息披露规范性和完整性显著提高等特点。深交所在监管和事后审核工作中,按照分类监管原则,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强化“五位一体”联动监管,构建一线监管新模式;实施递进式监管,拓展一线监管覆盖范围。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深交所将继续督促做好2017年中报信息披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理念,切实执行“申报即纳入监管”要求,进一步完善固定收益产品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建立以管理人为核心的存续期管理责任制,加强风险监测和风险排查,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切实履行一线监管职责,促进深市固定收益市场长远健康发展。
信息披露及时性大幅提升
2016年度深市应披露年报的公司债券共1018只(556只为非上市非挂牌公司发行债券),其中934只按时披露;应披露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公司债券共1018只,均已按时披露;应披露跟踪评级报告的公司债券共754只,其中743只按时披露;应披露年度资产管理报告(以下简称“资管报告”)和托管报告的资产支持证券共119只,其中117只按时披露;应披露跟踪评级报告的资产支持证券共116只,其中112只按时披露。相关报告按时披露率均超过92%,定期报告披露及时性较去年大幅提升。
深交所针对未按时披露情况,以口头或出具监管函件书面警示方式逐一督促,要求限期披露。截至目前,尚有4只债券(1只企业债和3只私募公司债券)和1只资产支持证券仍未披露年报或资管报告。深交所将继续加大监管力度,从严监管,视情况启动纪律处分措施。
信息披露规范性和完整性显著提高
绝大部分信息披露主体均能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8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格式》等规则指引的要求编制定期报告,定期报告披露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均较往年显著提高,但亦暴露了一些问题。
首先,部分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不规范,具体有将约定用途募集资金挪作他用、转借他人、未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或“专户不专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未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等情形。例如,某公司债券约定募集资金专项用于保障房建设,但其发行人财务报表无对应科目余额变动,深交所致函问询,发现发行人存在募集资金挪作他用情况。
其次,个别公司债券未披露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及重大会计调整等事项的影响以提示风险。例如,某发行人更换了审计机构,新任审计机构对部分科目进行了会计调整及差错更正,导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激增、亏损较上年度持续扩大,而定期报告未充分披露上述事项影响。
第三,个别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不一致。例如,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披露发行人存在行政处罚及纪律处分事项,而年报中未披露相关事项。
第四,个别资产支持证券未按约定归集现金流且未披露整改落实情况。例如,某资产支持证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存在部分现金流未按约定归集的情况,但未披露具体整改落实措施。深交所经问询发现,至定期报告披露日,其仍未整改完毕,且新增现金流亦未按约归集。
加强一线监管从严事后审核
深交所在2016年度固定收益产品定期报告的监管和事后审核工作中多举措并举,加强一线监管。
深交所按照分类监管原则,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对风险类和关注类的发行人实施重点审核,同时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人行业属性和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类别,制定针对性审核要点。
例如,对房地产发债企业,重点审核新增借款、应收账款管理等事项;对产能过剩发债企业,重点审核其资产负债率、毛利率、经营性现金流等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对类平台发债企业,重点审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不动产类资产支持证券,重点审核不动产权利限制、租金收取情况;对基础设施类资产支持证券,重点审核现金流归集情况。
深交所还强化“五位一体”联动监管,构建一线监管新模式。深交所加强所内协作,针对上市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人,深交所固定收益部和公司管理部门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就发行人存在的问题加强沟通交流;针对固定收益产品交易异常和不合格投资者买入,深交所固定收益部加强与市场监察部和会员管理部的监管联动。
针对未按时披露年报、评级下调、业绩亏损等情况,深交所及时通报中国结算,供其作为调整质押比例参考。同时,定期报告审核期间,深交所高度重视各地证监局提供的年报审核意见,对审核反映的问题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此外,深交所实施递进式监管,拓展一线监管覆盖范围。根据违规行为的情节严重程度,深交所及时采取递进式监管措施。
2017年以来,深交所针对固定收益产品共发出年报问询函、关注函、监管函139份,启动通报批评纪律处分8例,监管对象涉及发行人、原始权益人、计划管理人、增信机构、承销机构、受托管理人等机构及相关董监高。
行业动态
1.A类券商增至40% 国君招商中信建投7年稳居AA级(证券时报)
备受市场关注的券商分类评级结果即将揭晓。证券时报记者日前从监管部门处获悉,今年分类评级A类、B类和C类各自占比已基本确定,A类公司较去年将增加3个名额,再次印证了行业内“逢奇年增加遇偶年下降”的预期。
根据公开资料,从2010年监管部门向市场公示评级结果以来,7年间仅12家券商评级一直稳居A类,其中仅国泰君安、招商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一直稳居AA级。
今年A类券商占比40%
记者日前获悉,2017年证券公司分类评级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各家证券公司在进行自评并上报阶段。
据悉,今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A、B、C三大类别公司的比例原则上分别为40%、50%、10%,上述比例较2016年略有调整。2016年上述三大类别公司占比分别为37.89%、53.68%和8.42%,其中A类和C类分别上调2.11个百分点和1.58个百分点,B类下降3.68个百分点。
参评公司方面,因为新增华菁证券和申港证券,2017年参评公司将增加至97家。也即,今年A类券商数将达到39家,较2016年将增加3个名额,这是2009年证券公司分类评级从中证协纳入证监会后,A类公司数量最多的四年之一。此前的2015年、2013年和2011年,A类公司数量分别达到64家、42家和40家。
这也印证了行业内对分类评级“逢奇年增加遇偶年下降”的预期。梳理2009年来证券公司分类评级结果不难发现,每逢奇数年A类都会上升。
除2009年分类评级纳入证监会第一年外(该年AA级9家、A级21家),2011年A类公司40家、2013年42家、2015年64家,上述3年A类公司在当年参评公司中的占比分别达到了41.67%、43.75%和67.37%。
但一到偶数年,上述数量则立马出现下降。2010年A类公司35家、2012年34家、2014年38家、2016年36家,上述4年进入A类的证券公司在该年参评公司中的占比分别为36.08%、35.42%、39.58%和37.89%,都在40%以下。
12家券商7年稳居A类
从2010年来,12家券商在分类评级中稳居A类:国泰君安、安信证券、高华证券、申万宏源、银河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证券、中金公司、中泰证券、中投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和中银国际证券。
其中,又以国泰君安、招商和中信建投证券最牛。这三家证券公司自2010年证监会向市场公开披露分类评级结果以来,7年间一直被评为AA级,无论分类评级规则怎么变化,一直稳坐钓鱼台。
除上述12家稳居A类的证券公司外,7年间也有14家券商6次评级都在A类,也即7年来仅有一年分类评级没在A类里,它们分别是长江、方正、光大、国都、国信、广发、海通、华融、华泰、华西、西南、兴业、中信以及国元证券。值得一提的是,因为2015年股市巨大波动被罚而落评A类的券商,在上述14家中多达9家,分别是长江、方正、国都、国信、广发、海通、华泰、兴业和中信证券。此外,从分类评级推出以来,行业努力追求的AAA级券商一直处于空白状态。不过,对应的D类和E类券商也没有出现。
2.船小好掉头去年9券商净利逆市增长(证券时报)
船小好掉头。在2016年证券行业整体业务出现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一批中小券商业绩却非常扎眼。
中证协日前公布的2016年度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指标排名显示,9家券商净利润实现逆市增长。
此9家券商分别为,联储证券、华信证券、国开证券、华金证券、长城国瑞、华融证券、九州证券、广州证券及东方财富证券。这些公司的净利增长,一方面系2015年基数较低,另一方面得益于2016年在融资、业务资格方面获得较大突破,引发业绩顺势爆发。
9家券商净利逆市增长
在营业收入增长一项排名中,统计在列的91家券商中只有5家券商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其余86家券商营收均出现不同幅度下滑。
而营业收入实现逆市增长的5家券商全部为营收在10亿元左右,或低于10亿元的小型券商。其中,华信证券营业收入增长率达242.96%,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联储证券,营收增长率达94.52%,九州证券营收增长率达到42.62%,华金证券营收增长率达到36.07%和开源证券营收增长率达到20.61%。
在净利润增长率排行榜中,共有9家券商净利润增长率为正,分别为联储证券净利润增长率高达1423.29%,华信证券净利润增长率38.12%,国开证券净利润增长率37.45%,华金证券净利润增长率29.94%。另外,长城国瑞、华融证券、九州证券、广州证券及东方财富2016年净利润实现小幅增长,增长率分别为4.42%、4.34%、2.76%、1.87%和1.75%。
4家券商净利增幅最高
数据显示,2016年联储证券净利润为1.55亿元,而其2015年净利润为1020万元,也即高增长的背后基数小是很大一部分原因。联储证券年报信息透露,2016年该公司正处于从单一经纪业务券商向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综合类券商转型过程中,报告期内,该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取得爆发式增长,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费净收入为1.96亿元。
净利润增幅榜第二位的华信证券年报显示,该公司股东在2016年对该公司进行多轮增资,合计增资74亿元至79亿元。
经营数据显示,2016年华信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净收入达3.42亿元,占营收的56%,同比增长342%;投资占收益达到2.37亿元,同比增长230%;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下滑58%;机构销售与研究业务净收入同增25%,资产管理业务手续费收入达到707万元,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作为中型券商的国开证券2016年实现净利润10.33亿元,净利润增幅高达37.45%。该公司年报显示,2016年,投行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0%,债券承销业务实现收入同比增长37.9%;自营及投资交易业务中固定收益投资年化收益率达 9.8%,实现收入4.9亿元;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8%;信用交易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投资顾问业务收入增长295%;基金业务方面,截至2016年底,国开泰富管理资产总额102.4亿元,同比增长39%,其中公募基金管理规模17.8亿元,同比增长51%。
受行情影响,2016年华金证券经纪和资管业务双双下滑,不过投资银行业务实现净收入达到2.06亿元,同比增长224.77%;证券投资业务实现收入2.25亿元,同增 56.78%;融资融券利息收入2655.04万元,增长34.85%。
股票质押式回购利息收入2284.07万元,同增122.49%;债券质押式回购利息收入159.89 万元,比上年增长1048.64%;债券买断式回购利息收入2207.72万元,比上年增长6957.93%。
案例警示
1.证监会通报8宗案件行政处罚结果(证券时报)
7月14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通报了证监会近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8宗案件,创下了今年例行发布会上通报处罚案件数量的新高。具体来看,包括:1宗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案,2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1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及限制期内交易股票案,3宗内幕交易案,1宗短线交易案。
1宗从业人员违法买卖股票案中,林庆义于2001年5月9日至2009年7月23日期间,在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职,为证券从业人员。林庆义与姜某系朋友关系。2004年7月9日至2009年6月8日期间,林庆义操作“姜某”账户进行证券交易,期间累计交易股票154只,共获利约7065万元。林庆义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43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199条规定,证监会决定没收林庆义违法所得约7065万元,并处以约7065万元罚款。
2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中,一是博元投资在2011年至2013年年度报告、2012年至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未如实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和股改业绩承诺履行情况,同时,博元投资通过伪造银行承兑汇票并进行虚假交易,导致前述报告中多项财务数据大比例虚假。博元投资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63条、第66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193条规定,证监会决定责令博元投资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到15万元不等的罚款。二是太化股份的2014年年度报告中未完整披露收入确认具体方法,存在误导性陈述;太化股份及其子公司通过实施无商业实质的购销交易,虚增营业收入,2014年年度报告未能真实、准确、完整地予以披露。太化股份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63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193条规定,山西证监局决定对太化股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40万元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罚款。
1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及限制期内交易股票案中,香港敏丰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安利股份持股5%以上股东,于2014年7月16日至2015年6月1日通过大宗交易平台累计减持“安利股份”1070万股,累计减持比例达到5.005%。2015年6月5日至2016年11月22日,敏丰贸易继续减持“安利股份”400万股,占安利股份总股本的1.843%,减持金额为7625.5万元。敏丰贸易在减持安利股份股票达到已发行股份的5%时,未及时履行报告、公告义务,且在限制转让期内未停止减持。敏丰贸易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86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193条、第204条规定,安徽证监局决定对敏丰贸易减持达5%未披露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40万元罚款;对敏丰贸易限制转让期继续减持股票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40万元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
3宗内幕交易案中,一是张江时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为*ST新材向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蓝星安迪苏营养集团有关公司股权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张江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堂弟张屹、大学同学闫华。张屹控制“张某奎”“卢某芝”“唐某”账户买入“*ST新材”,获利约22.8万元。闫华、郑宏控制“付某业”账户买入“*ST新材”,获利约177.6万元。张江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76条规定,张屹、闫华和郑宏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73条、第76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202条规定,北京证监局决定对张江处以30万元罚款;没收张屹违法所得约22.8万元,并处以约68.5万元罚款;没收闫华、郑宏违法所得约177.6万元,并分别处以约266.5万元罚款。
二是苏州高新现任董事、副总经理刘敏是苏州高新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这一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刘敏与其妹刘英合谋通过“刘英”证券账户买入“苏州高新”,获利约29万元;刘敏与张永宁存在通话联络,两人合谋通过“金某芳”、“杨某”证券账户买入“苏州高新”,获利约78.4万元;朱雪冬与刘敏、张永宁存在多次通话联络,并通过其本人证券账户买入“苏州高新”,没有违法所得。刘敏、刘英、张永宁、朱雪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73条、第76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202条规定,证监会决定:(1)没收刘敏、刘英违法所得约29万元,并处以约87万元罚款;(2)没收刘敏、张永宁违法所得约78.4万元,并处以约235.4万元罚款;(3)对朱雪冬处以30万元罚款。
三是金山股份计划发展部副主任于某是金山股份拟购买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这一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于某的配偶邱颖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使用“于某”账户买入“金山股份”,获利约11.9万元。邱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73条、76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202条规定,证监会决定没收邱颖违法所得约11.9万元,并处以约11.9万元罚款。
1宗短线交易案中,屠文斌控制“施某庆”账户于2015年5月15日成为“奥普光电”持股5.03%的股东,2015年5月20日至2015年6月25日期间,屠文斌控制“施某庆”账户买入568,055股“奥普光电”,2015年7月1日,屠文斌控制“施某庆”账户卖出204,250股“奥普光电”。屠文斌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47条规定,依据《证券法》第195条规定,吉林证监局决定对屠文斌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高莉表示,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证监会将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的监管原则,坚决打击证券期货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有效防范市场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2.券商资管首例夫妻档“老鼠仓”案告破(中国证券报)
2017年4月1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站着一对夫妻:齐蕾及其丈夫乔卫平。齐蕾,原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首席投资官兼证券投资业务总部总经理,担任自营部门负责人达10年之久,在券商自营业务领域久负盛名,被指控“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涉案金额6.36亿元,非法获利1657万元。乔卫平则是从犯,也以“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被起诉。
本案为典型的券商资管人员“老鼠仓”案,虽然近年来查处的“老鼠仓”案件中涉案人员经常使用亲朋好友的证券账户,但像本案这样夫妻双方均为深耕证券行业多年的资深人员且家属直接参与操作股票账户实为罕见。这说明涉案主体已经从原有的基金经理、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基金研究员、基金交易员蔓延到证券公司资产管理领域,且已经涉及相关高管人员。
“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老鼠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仍有人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完善、证券市场诚信氛围的形成和监管技术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老鼠”将在阳光下现形,等待他们的必定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夫妻合谋“做局”行刑联手终获关键证据
齐蕾,1971年出生于上海市,硕士研究生文化,原系东方证券首席投资官兼证券投资业务总部总经理。其丈夫乔卫平也是上海人,比她大七岁,原系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督导。
2004年9月至2015年6月,齐蕾在东方证券证券投资业务总部先后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首席投资官,负责东方证券自营子账户的管理和股票投资决策等工作。
2009年2月至2015年4月,齐蕾利用其负责东方证券自营的11001和11002资金账户管理和股票投资决策的职务便利,掌握了上述账户股票投资决策、股票名称、交易时点、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
检方指控称,2009年2月至2015年6月,齐蕾伙同其丈夫乔卫平控制并操作“罗某兴”、“厉某春”、“厉某平”、“汪某华”等四人证券账户,先于、同期于或稍晚于齐蕾管理的东方证券自营资金账户买卖“永新股份”、“三爱富”、“金地集团”等相同股票197只,成交金额累计达人民币635756480.39元。其中,单向买入趋同交易金额计392369691.27元,单向卖出趋同交易金额计65081623.27元,双向趋同交易金额计178305163.85元,非法获利金额累计16578363.97元。
“本案中,齐蕾长期与其丈夫乔卫平共同实施‘老鼠仓’交易,乔卫平2000年之前就已经担任申万宏源上海瞿溪路证券营业部负责人(后因未知原因改任闲职督导),其对证券交易方式极为熟悉,采用了多种方式规避调查。”证监会办案人员透露道,齐蕾夫妻二人分工明确,交易下单主要由乔卫平负责,尤其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实施之后,二人规避调查意图更加明显,齐蕾仅在出差期间进行过有限几次的下单交易。乔卫平一方面利用自己担任营业部督导的优势,通过热自助及大户室电脑下单,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人在其朋友任总经理的券商营业部下单,妄图扰乱监管视线,切断账户与自己的联系。
除此之外,齐蕾夫妇在证监会行政调查阶段不主动配合调查,试图推出他人顶包账户交易,以切断跟齐蕾之间的联系。殊不知,在调查过程中,证监会调查组早已克服重重困难,锁定并证明乔卫平使用过的电脑近40台,其中乔卫平为规避调查还使用了多台营业部办公电脑下单。
“同时,我们还调取了大量的客观资料和证据,在排除乔卫平在同一时间、地点下单的可能性之后,成功锁定齐蕾与该账户的联系,这也是2009年之后,齐蕾仅有的几次直接下单。”证监会办案人员进一步补充道。
大数据“捕鼠”重罚严惩以儆效尤
与以往主要依靠举报、现场检查的监管方式不同,国泰君安资管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监管机构采取的主要以“大数据分析”为主的“数字稽查”技术正在不断升级,案件线索发现、报送的及时性和精准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监管层引入“大数据分析”查处“老鼠仓”的成效是明显的。
另外,该人士强调,近年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业协会、交易所等各监管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查处“老鼠仓”的问题上相互配合、信息共享、齐抓共管的监管联动机制正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些举措对精准发现并严厉查处“老鼠仓”行为也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
“本案线索来自深交所异动快报,根据深交所线索,调查组在进场之前即已基本锁定东方证券自营部门。”证监会办案人员透露。
公开资料显示,监管机构的“大数据”主要是沪深两大交易所的监测系统。这套监控系统有着“大数据”分析能力,并有实时报警等功能,主要是对盘中的异常表现进行跟踪和判断。
证监会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与其他内幕交易“一锤子买卖”不同,齐蕾夫妇和其他“老鼠仓”涉案人员一般都会在长时间、频繁交易,其留下的交易痕迹更容易被大数据监控系统分析发现。
2016年7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办案人员先后到东方证券总部、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车站路证券营业部分别将齐蕾、乔卫平带走审查。
“齐蕾夫妇第一次被带到公安机关审查的时候仍然存在侥幸心理,并未交代其犯罪事实。我们通过交易异常性分析和股票趋同性比对,结合其他客观证据的查证,成功突破两人的心理防线。”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办案人员透露,之后,齐蕾、乔卫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由亲友代为退交全部违法所得及公诉机关建议的罚金共计33156727.94元。
“虚拟世界中的犯罪行为都是留痕的,希望其他犯罪分子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只会丧失从轻量刑情节,必将遭受法律严惩。”该办案人员提醒道。
最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齐蕾、乔卫平犯罪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最终,齐蕾因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60余万元;乔卫平因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97万余元。
自营内控不力需多措并举防微杜渐
“齐蕾夫妇均为深耕证券行业多年的资深人员,虽然知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违法,但认为主要涉及基金管理乃至大资管行业,片面认为券商自营并不是证监会的执法重点,所以心存侥幸。”证监会办案人员强调,作为资深人士,本案当事人年收入数百万元,其违法动机无非是受托管理业务中因逐利导致的道德风险,侥幸心理也是诱因之一。
同时,该办案人员指出,同资管部门相比,券商对自营部门的内控管理相对薄弱,无论是设备管理、还是监控留痕,当时都尚未制定明确的规范,这主要是因为自营部门管理的是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公司考核只关注投资业绩,在合规教育及内控投入等方面不够重视。国泰君安资管相关人士表示,虽然查处“老鼠仓”的技术手段正在不断升级换代,但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保障,违法成本较低,致使现有监管处罚措施对“老鼠仓”犯罪分子的震慑力度比较有限。随着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老鼠仓”已被正式写入刑法并参照内幕交易罪量刑,相比起美国等海外的成熟证券市场,纵观早些年被查处的“老鼠仓”案件,司法部门对“老鼠仓”行为的处罚相对较轻。另外,虽然一部分“老鼠仓”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但有些“老鼠仓”案件最后以“缓刑”收场而未做“实刑”判决,其中不乏一些涉案金额巨大,市场影响较恶劣的案件。“无利不起早”,相对较轻的惩罚手段导致一部分人宁愿铤而走险,以小博大。
此外,该人士强调,在防范“老鼠仓”案件中,犯罪分子所属机构应当承担第一线责任,应当建立一整套防范制度与措施,例如在投资、交易等办公区安装摄像头,对电话进行录音,交易信息记录,鼓励员工互相监督等。案件发生后,涉事机构不能以涉案投资经理/投资主办人“已离职”、属于“个人行为”等托词来回应公众,要帮助“老鼠仓”而遭受损失的广大投资者进行维权。
“老鼠仓”行为严重破坏了现行金融管理秩序,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已构成刑事犯罪。《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和监管文件中明确禁止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可见,立法机关和证券监管部门对打击“老鼠仓”犯罪是下了决心的。
国泰君安资管相关人士表示,仅有上述法律、监管文件的原则性规定是不够的,“老鼠仓”问题的整治还需要立法机关、监管部门、行业组织等多管齐下,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相关法律环境。
首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与“老鼠仓”规定相配套的司法解释。《刑法修正案(七)》虽然明确了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定罪和量刑依据,但刑法第180条第四款中并未明确给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考虑到目前“两高”正在起草有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司法解释,建议相关司法解释中可以尝试从成交额、获利(或避损)数额等方面来认定何为“情节严重”,同时建议明确“明示或者暗示”的认定标准、违法所得的计算等问题。此外,鉴于“老鼠仓”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近年来该类犯罪行为呈多发、高发态势,建议适当提高“老鼠仓”犯罪的最高刑,并在量刑时从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使犯罪分子望而却步。
其次,进一步完善“老鼠仓”行为的监管机制,随着违法手法快速流变,不断强化甄别“老鼠仓”犯罪的技术手段,发挥交易所一线数据筛查、监管部门稽查执法以及司法部门刑事追究的合力,并将该类监管合力和手段长期化、常态化。
 再次,除完善法律法规和优化监管环境外,整治“老鼠仓”还需要金融机构自身加强内控建设和合规管理,防患于未然。完善公司内部制度体系,加强员工执业行为管理,就员工、特别是投研人员的执业行为、员工证券投资、移动通讯设备与办公电话、电子邮件、微信、QQ等网络信息交流工具的使用以及上网行为、异常交易行为的监控和处理等内容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做到员工执业行为“有据可依”。此外,还应强化员工合规意识,组织各类合规培训,定期和不定期地组织法律、法规知识和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方面的培训及合规考试,强化投研人员遵规守法的意识和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
财经新闻
1.习近平: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证券时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习近平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要促进金融机构降低经营成本,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习近平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要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要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完善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要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风险内控机制建设,加强外部市场约束。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金融管理部门要努力培育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要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
习近平指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机制。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